余华的“我没说过”，还要说多少次

这两天，余华因为一部别人的作品上热搜、上新闻。8月10日，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文：“再次声明，《家徽》不是我的作品。”

(资料图)

这篇文章的作者湖北作家胡成中，2017年专程赶到武汉漫行书店，把一封信递到余华手里。余华收到信当场就修改了自己的公开发言内容，在漫行书店澄清过一次，还把辟谣稿收进自己散文集，以为能正本清源。

9年过去，他发现，这个错误的署名仍然跟着自己，还爬进了AI，成了“标准答案”，直到他这次再辟谣被抓取，AI才把答案改回来。

事实上，名人被“安上”没说过的话不算新鲜事儿，“鲁迅：我没说过”成了广泛流传的玩笑。2017年的那次公开发言里，余华就说：“现在经常在微信里收到朋友发来一段我说过的什么话，起码有一半不是我说的，那种鸡汤的话让我感到羞耻。”鲁迅博物馆2019年上线“鲁迅说过的话”检索系统。杨绛102岁生日前后《杨绛百岁感言》传播，人民文学出版社问本人后辟谣；杨绛去世后同款手写文章又传了一次。莫言2022年在公众号上发《这些作品真不是我写的》，点名《酒色赋》《你若懂我，该有多好》均非己作。

这几年，造假可能来得更容易。作为记者，有时，我会请求AI帮我寻找到一位适合解读某种社会现象的专家。AI不会拒绝我的请求，它不仅能找到专家，还会总结他们曾经提到的某种观点刚好是我需要的视角。可当我兴奋地找到他们的论文回溯，却发现专家的观点和AI的总结几乎没有关系。

我的大模型只是在“顺着我”，有专家在解释AI幻觉时提到：“它其实不知道问题对应的真实答案是什么，只是计算后觉得某个字、某个答案的概率更高，就把最高概率的回答输出。”它看似帮我解决了问题，实际上却是在制造假的信源，而这道虚假信源，被冠以“专家”的名号，在网线的另一头，专家可能也在高呼“我没说过”。

今年4月，茅盾文学奖作家刘亮程在社交媒体打假，称某出版社经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来拟编入中学生课外读物的文章，自己从头到尾没写过。他提到这“竟然是AI仿写文，署名刘亮程。此前看到许多署名刘亮程的金句、短文等都不是我的，这次是要编入中学生课外读物，幸好被我拦截了”。

《家徽》是一部具体的作品，余华辟谣尚且费劲，那些他没说过的话，“现在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余华苦于澄清事实难，我苦于验证事实难。

在AI资料搜集的环节，有时，这些信息可以提供给我一种视角。为保准确，我必须找到信息来源再次核验。但很多时候，我能扒到层层叠叠的公众号文章，甚至新闻报道的引用，却始终找不到原始数据。这时，我基本断定：AI给我找到了一条“不存在的信息”。

这两年，AI幻觉确实在降低，但“低幻觉”，不代表“可引用”。这个信息的源头可能是过往的AI编造的，或者是误读，但是被其他作者当成真的留在了互联网上。而这条引用，如果我不较真，就会跟着我的稿子一起，变成互联网上又一个“可检索事实”。我时常在想，我们可能进入了一个“凭证”本身也需要“凭证”的时代。

《家徽》的问题也恰恰不是幻觉，而是“存量错误”，它准确又忠实地复述被污染的语料。就像我无法追溯那条不存在的引用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语料池的，《家徽》到底是怎么变成余华“写”的，没人能说清楚。

这篇散文原本发布于郑州《百花园》。不晚于2012年，它被换上“余华”的署名进入中考题库，2013年，其被收录于当年第七期《人民文摘》，甚至在2017年余华公开辟谣后，又进入过中考试卷。余华本人亦称“源头在哪里，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余华说，他替胡成中澄清，是出于“一个作者对另一个作者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

在《家徽》的结尾，当年被祖父放走的窃贼改行贩鱼，一次次把鲜鱼挂在祖父家的门环上，临终还嘱咐儿子接着送。祖父不愿白吃人家的鱼，就让那个年轻人在自家门板上刻了一条鱼作替代。此后每次修屋换门，这条鱼都留着，成了“家徽”。

余华说，当你自己写出来的作品，结果被别人署名了，我作为一个作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很感谢当年胡成中在没有弄清楚事实之前，没有轻易地到法院去起诉。

余华提到的“无解”是连他都感到为难的境遇。他有两个多数作者没有的特点：流量足够大，让澄清截图能被看见；人还活着，能亲自辟谣。

余华在2026年的一场公开活动中，曾为已故好友史铁生辟过一次谣。当时有提问者引用了网络流传的“史铁生名言”：“虽然我坐在轮椅里，但我比你们站着那些人都看得远。”余华当即否定：“这绝对不是铁生说的。铁生不会说这种骄傲的话，铁生只会说谦虚的话。我太了解铁生了。”

那么没有这两项能力的普通人又该如何是好？该如何在AI大模型里修正真正作者的署名？而史铁生那些没说过的话又该如何被更正？

2025年9月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正式施行，AI生成内容必须带上显式与隐式标识；有平台上线了“一次举报、同源内容批量阻断”的纠错功能；也有评论者呼吁，把辟谣声明设为高权重核验信源，对已证实的错误署名建立“负面清单”。

但制度之外，还有最后一道闸门。

在余华打假前不久，有一名高考生问他：“我作文编了一句名言，写的是余华的名字，可以吗？”

余华答得坦率：“当然可以。但你可能会后悔。”

他讲起自己刚写小说时的旧账——觉得单靠“余华”两个字分量不够，便替自己的创作谈配了一句“名人名言”，署了别人的名。后来那句话被人当真名言转开，“现在我特别后悔，因为别人在引用，那是我的话，可版权不归我了”。

“你们可以编我的名人名言，”他开玩笑说，“但如果是句好话，将来你要不回来。”

记者：王雪儿

来源：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何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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